启蒙者

本刊记者  余慧娟  施久铭

《人民教育》2010-10

邓可清，数次在南京教育界引起轰动的人物。

        他既不是什么名校的校长，也不是什么名师。他只是南京市下关区一所普通初中的校长。

        下关区是南京城西北部的一个老城区。第一次到那里，是晚上8点多，车子从霓虹灯闪烁的闹市区一头扎进一片漆黑的大树林子。好容易驶出来了，却也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，似乎路灯都变得暗淡了。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横七竖八地交织在一起，正疑惑呢，一阵轰隆轰隆的火车声从远处传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不等你反应，忽然一声吼口1J，把耳膜震得嗡嗡直响，抬头一看，一座铁路桥正横在头顶。接我们的人说：“这就是南京长江大桥。”

邓可清所在的滨江中学 (以下简称“滨中”)，就在桥下不远处。

改写“人”的精神图谱

        2006年8月到滨中上任前，邓可清已小有名气。

        一次是在南京市12中当副校长分管初中时，他首创“爱心班”，专门接收全市成绩优秀而经济困难的孩子，一下轰动了整座城市。

        借着这股劲儿，不出3年，这所初中薄弱校就大有起色，调皮捣蛋的孩子到了他那里，都变得“老老实实”，学习成绩更是大面积、大幅度地提升。

        但这一次，他接手的滨江中学，却是个十足“烫手的山芋”。

        老滨江中学，已是小学老师“恐吓”坏学生的去处了，如今再并人两所从企业脱钩的子弟学校。三所学校虽然曾经都辉煌过，但当年的中考成绩分列下关区倒数一、二、三名，学生打架斗殴事件时有发生，社会声誉差到了极点。真是彻头彻尾的“弱弱合并”!

        接到委任状，邓可清有好些天都睡不着觉。52岁的他，一辈子都在跟“坏”孩子打交道，积累了一身的经验，可是对于如此复杂的学校，他心里也没了底。万一砸锅了，怎么办?

        没有路也得走出路来。他对自己说，只许活，不许死。

     〇“摸底”行动

        都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然而邓可清来校的第一个月并没有什么“作为”。他默不作声，“察言观色”。

        第一次与教师的见面会，他印象最深的，是老师们暗淡的眼神。学校仅有的两个教育硕士，都联系好了去处。

        到学校转悠，碰见学生，几乎没人跟他打招呼。他急了，有一天趁着学生上学的时间，他故意站在大门口，还是没人理他。又来了一个学生，他索性一个跨步，向前挡住了去路，学生才反应过来，不得已说了声：“校长好!”

        学生背景调查报告上赫然写着：外来民工子女占47％。

        改造教育，须先从改写教师的精神图谱开始。

        9月13日下午4点半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席卷了这所普通中学的每一个教师。讨论的题目很简单：如何将滨江中学发展好?找出滨中现在存在的困难、问题，提出解决的办法。

        讨论出乎意料地热烈。抱怨、意见铺天盖地。

        “感觉做滨中人比较累。”“付出很多，没有起色，疲劳加厌倦。”“教师的福利待遇差，只谈奉献很难激励教师的使命感和成就感。应该提高效率。以双赢的理念取代奉献的概念。”“领导要主动关心教师的身心健康，不要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，要实实在在了解每位老师，对其做出公正的评价。”……

        当然，“建议”也不少。

        84个教师，每个人都写了一长串。

        邓可清喜上眉梢，立刻组织专人进行分类整理。在教师福利问题上，邓可清毫不含糊：“从特定角度反映切身利益的，用其他人的利益需要相比较论证其存在理由；反映部分人利益，可以调节的，适当考虑；反映学校整体需要并代表学校未来发展，且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重要建议，发动大家认真讨论，通过教代会表决。”

        在教师反馈会上，邓可清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就是贷款，我也要发老师们的福利。”

        话音未落，老师们已瞪大了眼睛：“啊?贷款也要发我们的福利啊!看来校长是真的把老师的利益放在心上了。”他们的眼神开始泛着光，每天来上班的劲头也不一样了。准备调走的人似乎感觉到了学校发展势头的变化，他们也开始犹豫……

        〇上大课

        不要以为邓可清是在用利益“收买”人心，他是在用这件事向老师们传递一个决心，一个“打翻身仗”的决心。

        “长期困顿于教育的第三世界，那种沮丧、迷茫、低落的心态很难摆脱。”邓可清非常能理解教师的心情。

        大讨论过后，酝酿了一个月之久的邓可清开始“点火”。

        第一把火点在了每周一早上的“国旗下的讲话”。

        这是学校教育的一个“规定动作”。主题、内容都由政治课本安排好了，但是效果并不好。老师念起来没精打采，学生听得昏昏欲睡。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看不下去了。他亲自跑上去讲。

        “前两天，我看见有两个初一的学生，用白石灰来抹鞋子，自己还玩得特别开心，很得意，说，看，我把小黑鞋变成小白鞋了！”

        国旗下上千学生都竖起耳朵来听，接着是一阵笑声。

        “大家怎么看这件事?”

        人群中窃窃私语。

        一个初三的学生说道：“孩子才这么干呢!”

        又是一阵笑声。

        “是啊，我们到了什么年龄，就该干什么样的事。可不能再这么荒唐了，特别是不要自以为是哦。”邓可清顿了顿，又说，“别看事小，要是不注意的话，容易酿成大荒唐。”这最后一句话，是说给教师听的。

        有一次，两个学生打架。事后，邓可清并没有处分他们，而是动员他们到台上去讲：“假如别人冒犯了你怎么办?”两个孩子讲得泪如雨下，下面的孩子也听得鼻子发酸。从那以后，学校里动不动就大打出手的现象少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 学生对校园里的垃圾熟视无睹，邓可清就组织了几个实验小组，故意把纸屑扔在学生必经之处，悄悄观察，一小时之内，有多少学生会捡，有多少学生不会捡，再统计其中团员是多少人，班干部多少人。然后到台上一公布，全校一片哗然。学生再看到墙上贴的巨幅大字：“丢掉的是垃圾，捡起的是美德”，谁也不好意思随手扔垃圾了。

        这一切，老师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
        这个讲台不只讲学生的事，还讲老师的事。有个老师退休了，学校请他到这个台子上发表“告别演说”。哪个老师获奖了，也在这里向全校宣布。普通的个体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“尘埃”。

        慢慢地，“国旗下的讲话”成了全校最受欢迎的故事会了。每次讲话，邓可清都亲自备课。就这样，他讲了整整一年。

        “也有人跟我说，你校长不能一个人讲，否则太累了。可以轮流讲嘛!为什么我一个人要全部拿下来呢，后来我知道了，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，要让大家都知道，在学校这个空间里提倡什么，反对什么；什么是可行的，什么是不可行的。大家的追求和目标才能统一，才能齐心。你想想看，连美国总统都需要一个讲台，不断发表演说，来表达他的价值观，何况校长呢?如果你没有办法和力量把自己的想法与价值观念传播出去，让全体教师和学生都了解的话，那么校长便不是全校师生的校长。”邓可清戏称，自己就是这个学校的“大班主任”。

        他在传播价值观念的同时，也在编织着一个属于全校人的集体记忆。你想想看，以前，我一个初一学生，能知道初三同学的事吗?我一个初二的老师，能知道初一学生的事吗?我一个学生，能知道哪个老师获了什么奖，哪个老师要告别职业生涯吗?既然不知道，也就不关心；既然不关心，又怎么能对这个学校的一草一木产生感情?

      邓可清“上大课”，把“苍白”的校园上出了“血色”。学生见到老师开始打招呼，行为举止有了些许书生气，校园变得干净起来，老师们上班也不由得加快了步伐。

        一年后，“国旗下的讲话”正式更名为“阳光大舞台”，成为学校每周最为隆重的一个活动。“因为老师们、孩子们的表现越来越出色，”邓可清高兴地说，“故事也越来越阳光了。”

        〇教育信仰

        邓可清个子不高，肩膀却很宽，身材敦实，往眼前一站，不觉让人敬畏三分。平常看上去，他的眼睛只有一条线，似乎总是笑眯眯的，可一说起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时，他会忽然把眼睛瞪得溜圆，目光如炬，声调高扬，浑身爆发出一股力量。

        他的力量，非同寻常。

        就说唱国歌吧，1000多人，却怎么也唱不起来，稀稀拉拉，有气无力。可是，当他路过小区的教堂，却被里面深情的唱诗声所吸引。“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有这份神圣感啊，可我们唱国歌怎么就唱不起来呢?”

        他请来了音乐指挥。没用。是啊，人若没有信仰，怎么会有精神?没有精神，怎么能有激情?他索性请校领导都站到前面去唱，就对着学生唱，唱得群情激昂，唱得满脸通红，唱得声音沙哑。学生震惊了，刚才还嘻嘻哈哈，现在都停下来小声哼哼，慢慢声音大了起来。老师们也被感染了，他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引吭高歌。如今每周一唱国歌，滨中师生的声音都浑厚有力，直逼云端，在校园上空久久回响，引得周围居民忍不住驻足观望。

        大讨论过后，一些杂音仍不绝于耳：“学生打我，我就打他。”“在这里当教师实在太辛苦了，挣的又那么少。”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二话不说，亲自带着六十几个教师北上，奔赴山东，先到茌平的杜郎口中学参观，回来时特意折到曲阜的孔庙。干什么?朝圣。

        “因为很长时间，我们的老师已经没有老师的样子，没有了当老师的感觉。”邓可清说。

        那是12月深冬的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六十几个人排成4排，站在孔庙门口，打开学校大旗，握紧拳头，庄严宣誓：“学生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人民教师的称号重于一切，滨中的生存发展压倒一切。我要坚持为人师表，育人教书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周围的老百姓都好奇地跑来看，这群人怎么了?这年头还会有人宣誓?

        “我没觉得不好意思。好像一生中只有在入团的时候宣过誓，这种久违了的感觉，给人印象太深刻了。”一个老师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。

        古朴的庙宇，参天的古松，空旷的墓地，仿佛从远古走来的《论语》的声音，令心灵肃然起敬。

        陈量文老师回来后写道：“曾几何时，教师这一职业堕落成为我们安身立命、寄籍江湖的饭碗，失去其崇高而神圣的光环。教育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利，还是为人?教育是姓钱，还是姓大写的‘人’……浮躁代替了踏实，功利抵消了关注，结果湮没了过程……一个优秀的教师，不应做媚俗的现实主义者，应该怀揣清醒的理想，坚持不懈地求索，独立地思考，把‘人’写在教育的大旗上……站在圣人的门前，教育成为一种信仰。”

        一个教师最宝贵的东西在一些人心中被唤醒了。当他们再次回到现实中时，他们就有了沉潜内心，听从另一种召唤的可能。这对于每天处于世俗名利洪流之中的“布道者”而言，对于一个天然依赖于道德而存在的职业而言，该是多么重要的鞭策啊!

        〇从小我到大我

        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老师们出了校门都不敢说自己是滨中的老师。因为滨中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实在是太差了。遇到一个捣蛋的孩子，人家就会条件反射似的问：“你是滨江中学的吧?”

       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，学校是弱小的。“差”学校更是让人瞧不起，教师以校为辱也很正常。

        但是邓可清受不了。

        一所学校，如果连这点尊严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希望?一个教师，在社会上都不敢站直腰杆，还能称作教师吗?

        改变舆论，要靠教育成果。但，教育是慢的艺术，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，恐怕还没等教育改革结出果子，学校就被舆论口水给淹死了。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为此苦恼了很久。眼看到了年末，第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，邓可清还没想到好办法。

        好在邓可清是个有爆发力的人。苦难的童年经历为他积蓄了这种能量。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是不到6岁的他就以旁听生的名义上了小学一年级，比同班同学整整小了3岁。因为学习成绩好，总是当小老师、小干部，这就锻炼了他以小驭大、以弱制强的能力和意志。这也注定了他不按常理出牌的才华。

        憋了好些天后，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游行，就在2007年元旦前夕。

        游行?!没搞错吧?要是在 20世纪80年代，这没什么新奇的。那时候游行庆祝活动十分普遍。可是现在再上街，是不是有些傻?会不会被人笑话?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不怕。他已习惯承受特立独行带来的压力，他的内心潜藏着一般人少有的冲出困境的极大勇气。多少次无路    可走的时候，他就是凭借这个勇气走出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 邓可清先是做通了校领导班子的工作，然后给教师打气。游行定位于“迎新慢跑”，这得到了当地派出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。   

        12月29日那天，全体师生整装出发。前面警车开道，后面警车压阵。一色端庄的藏青色校服，个个昂首挺胸，精神抖擞。一部分人身上还斜挎着鲜红的绶带，上面写着“市优秀青年教师”、“市骨干教师”、“区学科带头人”之类的字样。

        “日有所进，日后有为!”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气势逼人。

        附近的居民都跑出来看，沿途挤满了攒动的人头。

        “哦，这不是刘老师吗?”“真精神!”“哦，原来教我们孩子的王老师还是学科带头人呢!”没有人是在看笑话。他们也渴望了解这所学校，渴望知道是怎样的教师在教自己的孩子。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没有出现在游行队伍里，他一个人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中，默默地旁观。

        第二天，南京的各大媒体都刊出了一则消息：滨江中学组织迎新长跑。

        “现在来看，这样的事情有点不可思议。但站在队伍里，在  那种氛围下，大家拧成了一股  绳，不好意思、怕被人笑话的担心都没了。要走出去，一定要走  出去，要展示我们的变化、我们的精神状态，要打破成见，就  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。”一个  老师回忆道。   

        在邓可清看来，这个活动的  最大收获，是冲破了一道心理界  限，从自卑迈向自强，从小我走  向大我。“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  什么弱势、劣势，而是他自己。  只有自我的强大，才会有人的强大。只有人的强大，才会有环境  的改变。”   

“别人教书宵人，我们育人教书”

        〇学校不只是培养精英的地方

        在学校教育目标的定位上，邓可清与老师们是有分歧的。

        “只要每年考100个省重点，就什么都解决了。”这是最  普遍的看法。

        “要是盯着升学率来办教育，我们就永远无法见天日。”  邓可清激动地说，“学校是培养‘人’、培养公民的地方，而不只是培养精英的地方。”   

        他一把推翻了我们说了多年的“教书育人”的说法。“要我说，育人教书才是对的。教书不是第一位的，育人才是第一位的。”

        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。

        “文革”刚结束，他大学毕业，分到中学带的第一个班，社会上称“文盲+流氓”班。这些孩子行为粗野，脏话连篇，对校长和政教主任一概不买账，老师们根本上不了课。邓可清也怕，不过他和别的老师不一样的是，“给他们讲情，讲义，讲规范”。他们唯独不为难他，还能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接受其他老师的批评。

        “亲其师，信其道”，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        他仔细观察过班里那些学习努力的孩子，看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。“关键是有没有人生的目标。有目标、有理想的孩子不一样，会有责任感，有同情心，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拼搏。教育者应该把力量放在这上面。有了做人的目标，学业是分内事。”

        1993年，他到南化四中任校长。一个下午，第一堂课。他刚在办公室坐定，一个女教师就哭着跑进来了：“你看看这些孩子，除了笨蛋就是混蛋、就是坏蛋，这课怎么上啊!”这个教师可是学校出了名的“菩萨心肠”。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马上把这个班的任课老师都叫了过来。

        “这哪是教书?这是受罪!”“真不想教他们啊。”老师们异口同声地倾诉道。

        邓可清很镇定。他把家长、学生和老师请来，大家坐在一起，谈目标，谈追求，谈走向。谈完后，果真好了几天，不过几天后，学生又开始捣乱。邓可清又把家长、学生和教师召集起来，这次不开谈心会，开表彰会。开完会，又管了几天。这回邓可清学聪明了，既然它的规律是周期性反弹，那就把表彰提前，不等它反弹就开下一个表彰会，奖励层次、学生人数也滚雪球一样变大。从高二开始，这个班一共开了13次表彰会，最后30人的班，考上大专院校的有17个，其他学生都上了技校。

        “通过这个班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别人教书育人，我们育人教书，课少上一点，把学生的情感动力、理想问题解决，把希望之火点燃。孩子到了这个程度，都有很多的无奈啊!家长觉得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孩子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。老师则带着侥幸心理，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。长期受不到正效应的教育刺激，人能变好吗?

        “在滨江中学，也是四个字：育人教书厂邓可清一锤定音。

        〇回到“人性”常识的教育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有个特点，就是他的所有理论都有“实践依据”。

        在育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，他同样字斟句酌，道理硬朗。因为他见过太多教育失败的例子，深知人性缺失的严重后果。多年前师生扭打的一幕深深烙在他的脑海里；1993年，一个毕业了好几年的学生回学校砸窗户的事让他痛心了很久。 

    “师生关系到了这个地步，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到了这个份上，这不是教育的悲哀吗?孩子的家庭教育跟不上，学校教育也跟不上。人性没有好好打磨出来!”感慨之极，他毫不讳言：“教育之首要责任是去兽性，育人性。”

        他把滨中要培养的人的综合素质列为8个方面：

        第一是学习做人。人就是要有伦理道德，有人性，有责任感。

        第二是学习读书。初一是和小学衔接，接受学习习惯、文明礼仪的训练。初二的任务主要是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初三注重考法的学习。

        第三是身体强健。我们不苛求你考一个什么理想学校，但必须要有一个好身体，无论你以后做什么，这都是最大的本钱。

        第四是心理健康。我们判断的标准是高兴……不管你文化成绩怎么样，必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。

        第五是思维科学。现在的学生思维方式狭窄、单一，喜欢钻牛角尖，遇到问题时就很脆弱。

        第六是意志顽强。人不管干什么都会遇到困难，遇到困难就需要意志力去破解。人要没有意志力，就像稻草一样支撑不起来。

        第七是自强和自信。为什么强调自强?因为只有自强才会有原始动力，靠着一种追求、理念和理想才能走得远。在逆境当中人们往往会发愤图强，但那是他强，难以持久。

        第八是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。胜负如常，这个要求高了一点，但我们希望把这个种子播到孩子心里。

        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串故事。

        “比如思维科学，主要是从我女儿身上得到启发。有一次老师要求买一支不带橡皮的铅笔。我买了一支带橡皮的，她说不行，老师要的是不带橡皮的。第二次是跳舞，老师要求买一双小舞鞋，我给她买了一双系带的，她说不是的，是不系带的小舞鞋。”这两件事和女儿极端的反应，邓可清至今都难以忘怀。

        “孩子记老师的话记到这种程度，说明老师给孩子讲问题的时候没有讲透，孩子就没法变通。这种思维方式，极易让人走进死胡同。

        “小孩子在一些问题上犯错误，你要简单指责他，他往往没办法接受，但你要是去问他，当时是什么情况，是怎么做的，搞清楚了之后再问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处理办法。这一点拨，他就能想起，哎呀，当时我可以不这样做的，我要那样做就行了。我们要请孩子记住这样的事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多一个方法、多一个思路，不要只是一个想法。比如有同学冒犯了你，这是同学之间经常遇到的事情，那么请你分析一下，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如果有意是什么原因。把根源解除就没这个事了。强行解决的话，孩子就会把这个疙瘩藏在心里，换一个场合再来。这就是一个思维方法问题。”

        〇做暖炕，不做火盆

        有人对邓可清说：“邓校长，你这八条是不是太理想化了。这里的‘坏’孩子，哪是你想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就能培养成的?”

        是啊，在这个“坏”孩子成堆的地方，教育的权威、教师的尊严会随时受到挑战。周老师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上语文课，她只提了一个“鱼”字，一个女孩就冲上去跟她吵架：“怎么了，看不起卖鱼的?卖鱼的就不是人哪?”把她惊得目瞪口呆。

       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这些稚嫩的面孔后面，隐藏着复杂的心态以及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一如洁白的奶酪蒙上了灰尘，岂是轻易摘得干净的?

        邓可清笑笑说：“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——把火盆变暖炕。”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仔细研究过“坏”孩子产生的根源。他发现，歧视、不公正，正是这些逆反心理的源  头。如果一个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孩子，到了学校还得不到公正待遇，那么他还有什么希望和可能成为一个好孩子、好公民?

        一个班级里，不公正的现象是比较容易产生的。比方说，教师大都偏爱学习成绩好的学生，似乎只要学习好了，就什么都好了。当然，讨厌调皮的、学习成绩差的学生，也就成了教师的一种自然情感了。这种情感随时流露，也随时在把一些学生推向教育的对立面。

        “在南方，冬天是靠火盆取暖的。如果很多人围着火盆烤火，只有最内圈的人，既享受了温暖，又看到了光；第二圈的人只能看到光，感受到一点点温度；后面的人就更可怜了，只能感受一点前面漏出的余光、余热了。一个班级在管理上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、公正的话，就像一个传统的‘火盆’式教育模式——优秀的学生都围绕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周围，一般学生就离得比较远了，调皮和比较差的就只好呆在冰冷的墙角。”邓可清非常善于打比方。开学后不久，他就开始给教师讲他的育人理论。

        “我们需要的是‘暖炕’式教育。在北方，只要屋子里有一个暖炕，整个屋子都是暖融融的，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其中的温暖。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是那暖炕里的火种。只要班级里没有受歧视的孩子，也就没有‘差’孩子和‘坏’孩子。”

        〇宠物理论

        “可是，对这些行为顽劣、天天和你做对的孩子，你怎么爱得起来?”老师们问。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说：“我再教你们一个办法，你们去研究研究人是怎么爱宠物的。人们夏天给它洗澡，冬天给它穿衣，甚至还要去给它找恋人。人对一个小宠物能够宠爱到这种地步，为什么呢，就是为了一个感情的回报，小狗摇摇头，摆摆尾，主人就会高兴得不得了。 

        “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，为什么大了却讨人厌?因为长大了，有了思想了，不能按照成人的想法去行动了。归根结底是家长、老师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了，他们的这种期望孩子不能承受。

        “你们就要拿出成年人对待小动物的那种情感、那种期望值，来对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。要求不要高，只要求有一个情感上的理解就足够了。我们这里相当多的孩子在道德教育上有欠缺，在行为规范训练方面有欠缺。孩子们发展成这样，并不是他本身不想好，而是因为种种因素影响了他的发展，使他落在了后面。在学校里，你对他好，他能对你好，我们就非常满意了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谈一点别的，比如说文化的学习。

        “实际上也是先对做人有一个要求，然后再对读书有要求。这样我们对孩子们就可以爱得起来了，我们才能建立那种正常的师生情感。

        “我们现在有为数不少的学生，如果你不跟他谈学习，他什么都很好，可爱得不得了。但一跟他谈学习，所有人都陷入痛苦之中。所以必须要给他分类，书读不好，先把人做好。这是可以的，也是非常必要的。不能说因为他书读不好，我们就把他做人方面也一概否定掉，那样对孩子的伤害就太大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邓可清擅长演讲。他的演讲通常都是思想的流泻，酣畅淋漓，激情澎湃，给人印象极深。

他更擅长做思想工作。一场场演讲下来，老师们再也没有抱怨过学生差。

当“人”的教育真正来临

        〇对每一个生命负责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虽然看起来镇定自若，但他的神经是紧张的。

        因为在这类学校当校长，你最操心的不是怎么应付考试，而是怎么保证“不出事”。

        学校教学楼一共5层。细心的人会发现，它的栏杆与众不同，结实的水泥墙砌成不说，水泥墙的上方还足足加高了20厘米，加高后的栏杆可达一般成人的胸部。

         邓可清说：“有一年，两个男孩子在二楼的楼道玩那种背靠背翻人游戏，谁料一个猛劲，居然把一个孩子翻出栏杆，摔成脑震荡，幸亏没出人命。”

        打那以后，所有楼层的栏杆都直升了20厘米。

        但一个护栏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十几岁的初中生，正是冲动的年龄，最喜欢打打闹闹，而且不计后果。何况滨江中学还是“坏”孩子扎堆的地方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。最让邓可清头疼的是午间1个半小时的吃饭、休息时间，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长，“出事”的概率也高。

        有人悄悄跟邓可清说：“我知道有跟咱们差不多的学校，中午放学后，学校清场，到下午第一节课前15分钟再开校门，这样不是省事多了吗?”

        邓可清听了以后马上表态：“不行，中午把孩子关在外面，想休息的休息不成，回家也回不了，在外面游荡，还不定会出什么更大的事呢。学校是没了责任，可对孩子来说，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。”

        他提出设立“午自习”。学生吃完饭都回到教室里来休息，学校统一管理。

        即便如此，每天中午，他仍高度紧张，再困也不敢闭眼睛休息，直到下午第一节课铃响，他紧绷的神经才会稍稍松弛。

        其他初中学校的校园里，张贴的都是“追求卓越”、“今天我以学校为荣、明天学校以我为荣”之类的豪言壮语，滨中的校园贴的却是最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

        一到放假前，邓可清跟孩子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孩子们，希望你们高高兴兴回去，完完整整地回来，大家听懂了没?——听懂了就好。”

        〇安顿心灵

        尽管使出了全部的气力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
        那是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早上，周海燕老师从办公室拿起开水瓶去打水，不料一打开壶塞，一股浓烈的臊味扑鼻而来，她本能地意识到，是尿!周海燕怒不可遏。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滔(化名)。因为昨天她刚刚批评了他。

        这孩子来自安徽，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南京，不久后父母离异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租住在附近一间低矮的民房里，母亲没有固定的工作，靠父亲偶尔给的一点钱过活。

        周海燕第一次领教到他的厉害，是刚入学不久，她无意中发现了他贴在肚皮上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触目惊心的5个字：“要狠，狠过狼。”第二次，她发现了另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”

        此时此刻，周海燕的脑子里不断晃动着这个孩子狡黠、诡秘的神情。

        撒尿的事很快报到邓可清那里，邓可清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“你想想看，这一次是尿，下一次还不定是什么呢!”长期和这些“危险”的孩子打交道，邓可清已变得十分敏感。

        他想起这天早上最早到学校的5个学生，其中一个就是江滔。当时是在一楼碰到他的，邓可清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但他的表情极为冷淡。

        5个孩子中，只有江滔的教室是在5楼，而且就在教师办公室隔壁。从办公室靠走廊的窗户翻进去往壶里撒泡尿，是非常容易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 似乎真相大白了。老师们一致怀疑是江滔干的，但邓可清和周海燕不同意，因为的确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只能说不排除他。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得出结论，有违公正。人是怎么变坏的呢?不就是在一次次不公正待遇中，失去了安全感，失去了自尊、自爱之后而远离了正途的吗?

        如果不理不问，那是更可怕的纵容。怎么处理这件事?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决定，立即召开初一年级学生全体大会。

        “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……”邓可清平静地把事情讲了一遍。讲的时候，他特别注意了一下江滔的表情，果然，江滔的眼神立刻暗淡了下去。

        “大家来议一议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提问了几个学生，最后一个，他问的是江滔。

        “校长，你说得对的，这样的事是不好的。”江滔低声说道。

        “好!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”邓可清说，“但这是件很不好的事情，对自己的人格和师生关系都是不好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事后，邓可清特意叮嘱老师们，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。

        没有严厉的惩罚，没有暴跳如雷的训斥。一切暂时归于平静。平静的背后仍然是冷漠的对视。没有人能走近他。周海燕几次想去家访，都没有成功，他根本就不告诉她家庭住址。有一次放学时，周海燕悄悄跟着他，结果被他发现了，他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周老师，你家不是在那边吗，怎么往这边走了?”然后在学校周围绕圈。后来还是通过同学才找到他家的。周海燕多次找他谈话，他就是冷冷的一句：“没什么好谈的。”

        转眼到了2006年的冬天，潮湿的南京极为寒冷。周末，周海燕在大街上闲逛，忽然看到许多漂亮的滑雪衫，那可是初中学生最喜欢穿的，但她从来没见江滔穿过。几乎没怎么犹豫，周海燕就买了一件，’亲自送到了江滔家里。只有他在，10平米的小屋一贫如洗。他瞥了一眼放在床上的衣服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    第二天一早，这个孩子决绝地把衣服送回到周海燕的办公室，丢下一句让所有人震惊的话：“你不要用这个小恩小惠来拉拢我!”

        周海燕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。

        站在眼前的这个人还是孩子吗?他就是一把伤人的利器，你走得越近，他可能伤你伤得越深。他的背后，是一个社会的伤疤。

        周海燕没有放弃。这个原本要调走，最终又留下来的“教育硕士”，继续在这个可怕的孩子身上努力，几乎不求任何回报地努力。她说：“我不管他，就没有人管他了，以后会是什么样子，不敢想象!”

        几个月后，奇迹终于出现了。居然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敲开了这扇心灵之门。

        “我是父母从车站捡来的。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。你呢，还有亲妈妈陪着你。你要学会感恩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就是周海燕编的这个故事，触动了江滔坚硬的内心。

        “周老师，我来告诉你一件事，昨天我打我爸爸了……”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……”他开始跟老师说家里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 “周老师，你的管理方法不对，这个班级让我来管。”他真的成了班干部，把班里管得井井有条。

        有一天，学校的沈主任把周海燕叫了去：“小周，不得了了!你们班那个江滔不得了了，还会为你打抱不平呢!”原来，江滔头天上课，看到周老师眼睛红红的，就跑去找沈主任哭了一通：“沈主任，你不要找周老师，周老师管我们很辛苦的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就交给我。”

        “奇怪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眼睛红了是因为跟沈主任谈过话了呢!”周海燕说，“他呀，就是这么灵的一个孩子，还很讲义气呢!”

        阳光照进了这个孩子的内心。他又成了孩子。

        2007年入冬的一天，江滔来到办公室门口，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挪到了周海燕的身边，指着躺在办公桌下快一年的滑雪衫说：“嗯，嗯——衣服，我拿走了。”等他出了门，周海燕忍不住对着办公室的老师大声说道：“他把衣服拿走喽！”

        教育的伟大就这样在不经意中诞生了。这颗躁动的、偏狭的、流浪的心灵，如同站到了菩提树下，瞬间顿悟到了生命的意义。他不再那么恨他的父亲；他不再那么抱怨社会的不公；他不再冷漠，不再游荡，不再以恶作剧来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因为他知道，读书可以改变他的命运；他知道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“看不起”他；他知道，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尊严，只要自己站起来。

        他站到了希望的原野上，勤奋，没日没夜地学习。生活的困境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心灵找到了安顿之所。

        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，很快在全年级名列前茅。拿到成绩单那天，他给所有的任课老师发了一条短信：谢谢你们!

        江滔的故事，至少给了学校47％的家庭以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 这里仍然“坏”孩子、“差”孩子成堆，可是再也没有了破坏学校、仇视老师的孩子。

        原江苏省教委主任周德藩感慨地对邓可清说：“学校要都像你这么办，工读学校都可以关门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〇有人关心是一种幸福

        邓可清有个习惯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天早上6点半准到学校。他喜欢早早来到这里，迎接他的老师和孩子们。

        但他的“迎接方式”非常独特。

        来看看他的时间安排表。

        7点整，邀请一个班的学生到校长室“做客谈心”。谈什么呢?如果是第一次来，谈三年的理想；第二次来，谈谈学习计划；第三次来，谈谈对学校的意见。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说：“这里的很多孩子父母都是卖菜、做小生意的，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就出门了，天黑才回家。孩子没人管，早上五六点就跑到学校，放了学就到外面玩。家里甚至连一张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。”

        就像那浮萍，漂到哪里算哪里；什么理想、信念，什么勤奋、努力，什么前途、未来，似乎通通与他们无关。只要吃饱穿暖，只要有学上，只要你不惹事，就万事大吉了。

        家庭关注的缺失，是许多孩子缺乏责任感甚至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因。“凡是作为一个人应当知道的，他们都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。”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虽然是校长，但他希望能把自己的关注直接传递给孩子。

        “孩子路过校长室时，总是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，他们很想知道校长到底在干什么，校长室是什么样的。所以，初一的孩子来了以后，先让他们看看环境，告诉他们这是学校讨论大事的地方，是学校接待贵宾的地方，孩子们马上就有了荣誉感，对学校的感情就不一样了。”

        是啊，以前，走进校长室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你无可救药了，班主任、家长管不了了，要最大的官来管你了，下一步就是家长把你领走了。现在，每个在这里上学的孩子，3年中都有3次机会来这里做客。校长会关切地问起每一个学生的学习、发展情况，会了解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会关心他们的理想和未来，甚至还能叫出不少同学的名字，这是怎样一种温暖!

        一个孩子兴高采烈地站起来说：“我这学期又进步了。”“怎么进步了?”孩子于是兴奋地讲开了。一个孩子始终低头不语。邓可清看出来了，叫起他来。他小声说道：“我最近心情不好。”“怎么不好呢?”……

        有人关心是一种幸福。因为他人的期待，生活变得很有方  向感。

        滨中的孩子就沉浸在这种幸福里。

        到了老师那里，也是一学期3次，一个老师负责10个孩子，集体谈话。时间长了，老师和孩子们都交上了朋友，谈话就变成了随时交流。上课再也没人捣乱了。

        再回到刚才的时间轴上来。

        7点半到8点，是邓可清和老师们谈话的时间。今天是初一年级组，明天就可能是初二数学备课组。他们几乎无话不谈，备课、考试、教学，过去的问题，将来的想法，都和盘托出。半小时下来，邓可清就把老师们的成绩、困难摸得一清二楚。老师们也特别来劲，因为“被关注”了，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你呢!而且看得很清楚，你不努力都不行啊!

        这样的早谈会一做就是3年。

        “老师们本来是很累的，现在，孩子不烦他们了，同事之间不伤感情了，身累心不累，这才是最根本的。”邓可清笑了，像个孩子一样。

        〇真正的“人”从这里站起来

        学校一天天好起来了。老师恪尽职守，学生知书达礼，一幅理想的教育图景即将展现。

        但邓可清还有个最重要的心结没有解开。这个结不解，老师、孩子们都走不远。   

        这个结就是“分数”。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和认同问题。．  2007年，从小学升到滨中的孩子，第一次摸底考试，280人中有69人语、数、外成绩在40分以下，有20人数学是个位数。

        对于处于激烈升学竞争中的初中学校而言，这个底子意味着什么?失败。不战而败。更要命的是，学业成绩不行，教育成绩还算成绩吗?我们在孩子们做人做事上做的那么多教育工作有意义吗?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的心再一次纠结起来。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后，最终，他冒出了8个字：“人人成功，各得其所”，以此作为滨江中学的办学理念。

        似乎没什么新意，但是对于一所几乎被边缘化的“差”校而言，却有着惊人的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 “人人成功，那什么叫成功?是不是不违法犯罪就是成功?那岂不是要求太低了吗?所以我们后来提出了‘各得其所’。意思就是在做合格毕业生的基础上，人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达到自己的最佳发展高度。这是以承认孩子的个性和原有基础为前提的。

        “家长动不动就说，你看看别人的孩子，怎么样怎么样。这怎么能比呢，此人非彼人。如果这样比，人还有什么希望、前途，还有什么出头之日?一个看不到自己希望的人就不会有自信，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就没有支柱。某种意义上，他过的不是人的生活，他没有享受一个人应该享有的一切。你给他吃饱了穿暖了，他就快乐了吗?他肢体健全，他就健康了吗?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，是不人道的。各得其所，就是要给每个人一个空间。；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说，这个理念，“解除了我和老师之间、老师和学生之间、家长和学校之间的‘千年顽症’”。

        “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考试成绩呢?”“不是的。”

        “那么，这样的底子，怎么要成绩?”

        “在学业成绩上，我们不跟别人比，我们跟自己比，只看推进度。我们是平躺在地上的，人家是站着的。但设想一下，我们只要侧过身，抬个头，举个手，都比原来高。只要有一点起色就算成功。古话说得好，富不过三代，穷也穷不过三代。古文里也说，逆境中是英雄， 顺境中是狗熊……”

        老师们被说动了。

        邓可清又带着老师们去杜郎口中学、洋思中学参观，回来后大受鼓舞。

        他们给学生定了三个目标台阶(也是奖项)：优秀的更优秀，普通的变优秀，令人感动奖，三个台阶再分学校、年级和班级三个级别，由教师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定目标努力，只要有进步，就可以给奖励。

        “优秀”的标准不是分数，而是前面提到的“综合素质”。

        按照这个评价办法，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时，770个学生，769个都有奖。只有一个学生没有。

        这个学生名叫罗大山（化名）。家里属低保户。每天骑个破摩托车，后面还绑着个音响，咣当咣当，9点多才来到学校，遛一圈，像是视察工作一样，下午早早就走了。这样的学生，老师实在找不出奖励的理由。可是，单单一个孩子没有奖励，不符合教育学的原则。

        邓可清正为此事犯愁呢，罗大山自己跑来找邓可清：“为什么没有我的?我虽然学习成绩不好，但对学校也是有贡献的。”

        “哦?那你说说看，有什么贡献?”邓可清乐了。

        “有一次外校的学生来打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就是我给摆平的，不信你去问。还有，我们学校的学生去外面的实验基地实践的时候，和外面的人发生了矛盾，当时虽然被制止了，可根本就没完事，外面的人暗地里组织人到我们这里‘摆场子’(打架)，要不是我暗地疏通，他们肯定还会易地再战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后面这件事，邓可清是知道的，但不知道是他给摆平的。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邓可清立即拍板：“好，这张奖状我发给你，就叫爱校奖!”罗大山乐不颠儿地走了。从这以后，罗大山再也没有和老师公开作对，还自觉承担起了护送小同学的任务。

        发奖那天，操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坐满了人。除了学生，还来了好多家长，有的一家来了两个。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。以前就是开家长会也叫不来几个人。 1453张奖状，发了一个多小时才发完。家长们没有一个抽烟的，也没有一个打瞌睡的，全都认认真真地坐在下面听着、看着。

        会后，邓可清和书记孙华祥到学校旁边的小饭馆吃饭，看见几个家长在喝酒。一个说：“你今天真走运，来开家长会不但没有挨骂，居然还拿了两张奖状回来。回去一定要给孩子奖励，三百两百不嫌多，三十二十不嫌少，但一定要发，你看你这个孩子上了这么多年学，什么时候给你拿过奖状啊?”另一个说：“是呀，我家孩子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挨老师的骂，小学更不要讲，开家长会自己都不敢去，去了以后把我骂得不行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听得邓可清他们乐呵呵的。

        一纸奖状，打破了无数个家庭的成见。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孩子刮目相看。

        一纸奖状，也打破了孩子们对自己的成见。他们发现，“我”并不是一无是处。

最为重要的自信心萌芽了。家长使劲，学生使劲，老师也在使劲。形势喜人。

但到第二学期，问题出现了。没有人关心学习成绩。学生不关心，老师也不关心。学生考了十几分，二十几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 这就麻烦了，育人为本，但并不是不要学习成绩，不要读书。

        邓可清马上召集学校领导班子，讨论荣辱观。“国家有八荣八耻，我们有荣辱线。尽了最大努力是光荣的，不努力是可耻的；考出应有的成绩是光荣的，考不出应有成绩是可耻的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“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质量标准，为什么不提质量标准呢?为的是便于老师们接受。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，就是一种耻辱，因为你没有努力，人的尊严都没法维持，人家瞧不起你。”

        于是，各班以班级为单位讨论确定自己的荣辱线。

        目标是定下来了，但能不能达到，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。邓可清了解学校的底子。他一方面提倡“巧学巧教”，提醒大家讲究方式方法，同时三番五次组织校内外教学研讨活动，另一方面悄悄组织了一个“敢死队”。这就像打仗，士气起来了，如果在短期内没有人突围出去，自信心就可能衰竭甚至被瓦解。

        沈倩，一个非常富有童心的语文老师，是邓可清有意从外校“挖”来的。她上课特别有活力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上她的课。办法很简单，不过是充分利用了激励反馈机制，以分组竞赛的方式上课，评出日冠军、周冠军、月冠军及年度总冠军，学生每天上课都兴致高昂。她还设立了家庭作业“四一制”，只要周一到周四认真完成作业，周五就可以不写作业。如此一激励，催交作业这个难题也解决了。

        第二学期末，这个班率先冲出了重围，语文成绩在全区的考查中跃人第一方阵行列。

        这个消息，迅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。整个年级的语文成绩，也很快在第二方阵夺魁。第五学期时，所有年级的所有学科都进入了第二方阵的第一名。初三的数学还超过了第一方阵某个名校的成绩。

        南京再次被轰动了。新闻媒体的记者接踵而来，邓可清还是那句话：“我说了吧，一旦把人育好了，开窍了，初中那点知识是不够学的!”

        2009年6月，有人托关系找到邓可清，想把孩子送到滨中来。邓可清知道，学校是真的站起来了。

        他仍然每天步行20分钟， 6点30分准时到学校，迎接他的老师和孩子们。

        他仍然每个周一和学生一起朗诵：“今日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。美哉我少年中国，与天不老；壮哉我中国少年，与国无疆!”

        周围的小商小贩依旧为生计忙碌。他们进出于棚户之中，流动于城市的角落。他们依旧没有什么时间照顾他们的孩子，但是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孩子的梦想。

        这里依旧没有什么耀眼的星星，普通的老师，普通的学生，普通的校园。但是他们“安其所”、“遂其生”，精神饱满，忙碌而充实。

        教育所关乎的最大民生，也不过如此吧!

    评论

“位育”：教育之最大民生

余慧娟

      平心而论，为人师者，谁不希望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”?

    但是，有很多的学校，出不了多少精英，也收获不了一般人所说的教育成果(升学率)；不会有权贵的回报，也没有桃李满天下的芬芳。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填地基，让那些未来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成为合格的公民，让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孩子守住社会道德的底线。

    江苏省南京市滨江中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。校长邓可清说，一个孩子的失败，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失败，归根到底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社群的失败。“坏”孩子最后都由社会“埋单”。因此，学校要对每个学生负起责任。

    正是这样一种朴素的责任感，支撑起了社会最底层孩子的一片蓝天。

    改变这样的孩子，不需要什么奇招，也没有太多的秘密。想想看，一纸奖状，就能温暖那么多冷漠的心灵；一个公正的判断，就能阻止一个人滑向社会的对立面。他们渴望的不过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：同情、理解、尊重、爱、公正和宽容。

    邓可清对老师们说：“不要抱怨那些家长，要同情他们，他们能为孩子挣钱吃饭，多数是不容易的。不要动不动就给家长打电话、发短信，只要老师的能力不存在大的欠缺，不要去找家长。”

    他每天那么早到学校，为的是给孩子们一个精神的依靠。这些孩子家庭教育缺失，生活毫无方向感。然而，人活着需要有一个“为什么”，人向善向美也需要一个“为什么”，人发愤读书更需要一个理由。这个“为什么”不是什么高而远的大话、空话，这个“为什么”就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是时刻能感受到的，时刻被激励着的，时刻被温暖着的。人向善还是向恶，有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力，哪怕这个力很小，也会使人性的天平倾斜。

    江滔的故事是这类学校一批孩子现实处境的写照。不完整的家庭，贫穷、早熟、叛逆、冷漠，心中充满“仇恨”，甚至走到了反社会的边缘。这样的孩子虽然是少数，但他们的能量很大，是学校的“危险分子”，如果学校仍无所作为，他们就可能沦为社会的“危险分子”。

    对于这类孩子而言，他不可能安分，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；他不可能自信，因为他总是受歧视；他很难有爱心，因为他是在冷漠中成长起来的。如果学校仍以“学业”标准，仍以传统的“好孩子”的观点视之，甚至仍以人的本能——对于顽劣的厌恶待之，那么，最终只会把他推向绝路。

    教育要改变人生，但并非让所有人都考上大学才是改变人生。我们应该承认，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改变，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更新，一个人对人、对己态度的改变，一个人对未来的希望的诞生，一个人责任感的萌芽，都属于教育改变人生的要义。教育关乎民生，不只是因为它能解决就业吃饭问题，还在于它能让人性的光辉照进每一个人的内心，让每个人在社会这张大网中感受到他存在的价值，让心灵的原始困惑——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——得到释解，让灵魂得以安顿。

    “人人成功、各得其所”，简简单单的8个字，何以能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?

   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早在 1933年就已作答。他说：“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叫人得到位育，位的注解是‘安其所’，育的注解是‘遂其生’，安所遂生，是一切生命之大欲。”(见《忘本的教育》)

    “安所遂生”，这是怎样一种关乎“根本”的教育!

    然而它却被淡忘了，被现代社会日渐浮躁的节奏给打乱了。学校教育被简单等同于学业教育，“人”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单薄，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，一如墙上的芦苇，没有了根基。

    不要以为，这种“根本”的教育，只是“差”学校的事。许多以高升学率著称的学校，其实同样欠缺。只不过“不显山、不露水”，暂时处于遮蔽状态罢了。不然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学业精英看不到人生的希望，选择了自我了断?

   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学校教育首先要完成的是精神洗礼，是人性启蒙，是对人的基本问题作答。

    这样，当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无论他去哪里，处于哪个社会阶层，从事什么职业，他的内心都矗立着一股定力，它让人站得直，活得快乐，它让每一个生命都远离萎靡，远离失望，远离冷漠，远离仇恨和暴力。他的精神是健壮的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他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。他的内心是自信的，自内而外洋溢着活着的尊严感……

    教育所关乎的最大民生，正在于此。